互联网医院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挑战

1 药品配送问题

疫情之前，全国的配药体系十分发达，长三角包邮，全国配送，患者可以异地拿到药。但若恰处于疫情期间，除了物流阻碍、运送难度大、时间长（最长有十天）导致的异地配送阻断以外，药品库房封闭以及前期配的药在中转站封闭等原因，也可能会使得药品配送存在极大的难度。以上海为例，在此次疫情期间，通过发动志愿者合作，与外卖商合作形成专门的送药院队以及随申办匹配志愿者顺路配送等方式得以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但实际解决问题的数量仍然有限。志愿者作用显著，能弥补缺感，但不应该是常态化机制，正所谓“社会运行不能只靠慈善机构”。

而根据调查，各家医院送药模式不一，例如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的药品配送与顺丰战略合作，有专门的送药团队等等。但大部分是国药先将药品送到街道，再由街道志愿者送上门，这对于社区管理能力就有一定的要求，需确保药品能真正送到患者的手上。可以参考物流开设“线下小仓”，也可以考虑药房参与的可能性，但这必然会涉及管理成本、利益分配等问题；或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看不见的手”达成供需平衡，但医疗领域又可能会存在垄断性的问题。总之，今后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进一步的解决方式仍然值得深入探究。

2 互联网首诊门槛问题

复诊是国家目前法律的约定互联网医疗，而实际层面复诊比较难以界定。若要按照完全合规的操作，病人应为线下首诊。然而，以上海为例，首诊的红线在此次疫情期间并未突破。经过多方面的深入了解，目前的解决方式是跨院复诊。但首先，互联网首诊对患者描述病情准确性要求高，有可能加大误诊的可能性。其次，12小时回复的制度可能耽误患者病情。

在六个月跨院复诊的范围下，就诊门槛已经很大程度的降低。所以，对于互联网上的诊疗行为，如何才能做到科学、合理、准确，是管控的关键所在，而非首诊复诊。

3 患者信息共享问题

目前互联网医院可供服务的深度尚不够，无法实现诊前—诊中—诊后体系的贯通，特别是诊后的监测、指导等。以上海为例，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现在已将三个月本院复诊扩展为六个月跨院复诊，在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从大数据平台调取病历，医嘱等数据，在上海市形成初步的患者信息数据共享。

4 医保异地结算问题

异地医保结算支付并未打通，且因逻辑审核难度大等原因，就上海来看，大病医保仍未上线，只在线下设有专用窗口。而在此次疫情封控期间，上海市召开了紧急会议，协调医保各方面，上线大病医保线上结算支付。

5 互联网医院监管问题

第一，绩效分配问题。部分科室，如乳腺科，可能有政策方面的倾斜，保证了其绩效分配，但其他科室可能并没有。而且由于绩效分配制度，存在需要“挂”在互联网医院的现象，浪费了部分时间。

第二，推广管理问题。如何通过互联网门诊扩大病人群体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对外科、妇产科医生而言，巩固、经营病人群体尤其具有必要性。

第三，互联互通问题。若江浙沪等地区形成互联，则通过病史管理，可使双方达成互联互通。在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方面，目前国内医院多由门诊办公室负责，少数经验更为丰富的医院则为门办加专门人员的负责形式。目前尚未通过非政府的第三方机构监管。显然，我国的互联网医院与完全的等三方监管还有一些差距，其重点仍在“量”，对监管制度还是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和研究空间。

6 医疗风险问题

互联网医院相比于实体医院存在更多的医疗风险问题。

第一，处方问题。以配药为例，妇产科配药尤其复杂，对病人的不同状态需要格外关注，而互联网医院上的时间成本高而且风险更大。

第二，本人真实性问题。线下可以进行面诊、检查，但线上甚至不能判断沟通对象是否为患者本人。

第三，医患纠纷问题。医生于互联网和实体医院同时开展双线程工作，易因“工作态度问题”而引起患者的误会。但就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等机构而言，由于患者多为长线病人，医患之间了解程度更深，于该方面问题也并不显著。此外，病人多轮询问，潜意识要求医生24小时在线，但医生无法达成此项要求，且会同时存在结束问诊后患者仍有提问需求的问题，容易引起矛盾。病人预期结果也可能与实际诊疗结果不同，影响患者就诊满意度。例如互联网医生在了解病人状况后可能给出“去门诊再就医”的建议，会让患者觉得“白花钱”。